09年自考《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笔记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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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笔记九——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复习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同时使学生认识到：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前途。通过与国民党实行的军政独裁的状况的对比，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二、重点与难点

1．分析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的原因

2．试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

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1．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

    战后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对中国人民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是有利的。在国际上，帝国主义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反动势力已经难以集中起来干涉中国革命。在国内，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解放区扩大到1亿人口。经过整风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

    2．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

但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是崎岖、曲折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它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还在抗战的中期、后期，蒋介石就开始采取避战观战，以便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内战的方针。抗战刚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危险。

    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后方，要把它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由于国际上苏联、美国等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其目的，一是以此敷衍国内外舆论，掩盖其正在进行的内战准备；二是诱使中共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期不战而控制全中国；三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转嫁给中共。

    3．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国民党的**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在中国追求的长期的基本的目标，在于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府；其短期目标，首先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它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蒋介石政府成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支持者，以此稳定它的亚洲战线；二是从“遏制苏联”这个总的战略考虑和反对人民革命的一贯立场出发，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对整个亚洲发生深刻的影响；三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即为了便于使战后的中国成为它倾销商品、获取廉价原料和进行自由投资的场所。

    它采取的主要方法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给予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的援助，“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尽管美国当局声称“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但它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政策的最实际的支持。

    （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是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呢? 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由于人民力量强大，加上其他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造成国共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党应当努力争取中国出现这种局面。

    还在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8月24日，毛泽东根据时局变化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三）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四）维护和破坏政协协议的较量

1．中国共产党做好两手准备

中国共产党决心严格履行政协协议。在政协召开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政协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阴谋，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2．国民党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他的追随者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所以，它计划先在关内大打，而后在关外大打。待它认为相应的准备已经完成时，就全面彻底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一）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并于当天片面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由它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次年3月，国民党当局限期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关闭，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当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它占有3.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它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它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 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军的步兵武器；解放区的人口为1.36亿，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而且是被分割、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正是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

（二）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认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

    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发动的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三）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1．明确提出基本原则

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2．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在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从1946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153座；解放军则收复城市48座、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解放军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3．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仍有95座城市被敌侵占，但解放军同时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

    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为 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且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它们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周围，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同年夏季，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敌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攻防形势。

    （二）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因为这时，不仅老百姓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这个口号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人民的斗志。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必须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注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便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向前推进。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一）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此之后，通过开展清算斗争等，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即有2/3的地区基本上实际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将自己的力量汇人民主革命的洪流。

    （二）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土地制度改革(习惯称“土改”)运动的热潮。尽管在土改运动广泛发动之后，一度发生过侵犯部分中农利益、侵犯某些民族工商业等的“左”的错误，但中共中央一经发现，便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使运动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其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解放战争在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经过这个运动，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一）国民党陷入危机的原因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 国民党政府和官员们贪污腐败、大发胜利财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人侵吞、隐匿、变卖。国民党政府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竞相抢掠黄金、洋房、汽车、衣料、美女（百姓称之为“五子登科”）。在老百姓中流传着“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上来、地下来，就是老百姓活不来”的民谣。连一名国民党接收官员也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

2. 国民党发动内战，违背人民意愿

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其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到100——200亿美元左右。抗战前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工业中仅占10%，抗战后期增长到50%，到1946年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已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70%。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毛泽东到一般共产党员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放区基本上没有贪污腐败现象。早在抗战时期就盛传革命圣地延安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真实写照，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严重贪污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实施社会改革

对广大人民横征暴敛；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在解放区广泛实行了民主，而且实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改革。

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的发行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抗战前到抗战后，物价上涨了1800倍，到1947年7月，涨了60000倍。1937年6月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增加470704倍，物价指数上涨72555862倍。法币的购买力逐年大幅度下降，据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在上海电讯：法币“100元在1937年——可买2头牛，1938年——1头牛，1941年——1只猪，1943年——1只鸡，1945年——1条鱼，1946年1个鸡蛋，1947年——1/3盒洋火，1948年——只有天知道能买什么。”

4．国民党投靠美帝国主义，具有明显的反民族性质

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严重依附美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与尊严；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敢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在战后把中国殖民地化，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利益，坚决维护中国主权与尊严。美国政府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持者，没有美国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蒋介石不敢发动这场战争。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当局多方位美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提供条件，它还为此与美国政府签订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

    （二）学生运动的高涨

针对国民党当局积极从事内战的准备，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这个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城市。

    在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O运动”)由此掀起。截止1947年1月10日，12天内，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0运动”)。随后，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罢课、游行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了一起。

    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1947年10月以后，爱国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由于他们愈来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迫害”了。

自古以来，“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1947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3月、4月正式成立)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2．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改由张澜为主席。民盟由6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3．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组成人员主要是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4．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

1945年12月，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5．中国农工民主党(亦称“第三党”)

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2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 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章伯钧任主席。

    6．中国致公党

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7．九三学社

1944年底，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工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在抗战胜利以后，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

    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共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某些不妥当的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进行工作。所有这些，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一）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二）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 “严加取缔”。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三）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民主与和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的阶段。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拥有1.68亿人口，并且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由于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主力70万人在林彪、罗荣桓领导下，共歼敌47.2万人。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及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下，歼敌55.5万人。平津战役自1948年11月29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入关作战的东北野战军、华北解放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共100万人，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下，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三大战役前后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加上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23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二）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平谈判”之机争取喘息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分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月1日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000多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所部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的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省。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一）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

    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是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套东西“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不要在这种攻击面前打败仗。他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白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2．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1）论述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2）科学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3）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

（4）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和任务

（5）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二）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

    新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胜利完成。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一）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1．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时代。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

    2．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3．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

毛泽东说，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

（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2．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3．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思考题

1．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陷人全民的包围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2．如何认识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3．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破书一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笔记十——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49——2006）

综述  辉煌的历史征程

一、复习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的各种考验面前，不但能够励精图治，战胜困难，而且能够使新中国很快走上健康发展道路，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破坏旧世界，还能够领导人民建设新世界。从而使学生坚定对党的信念。

二、重点与难点

1．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各种考验

2．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开辟新纪元、走上新道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而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积极进取，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首都军民30万人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一）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1．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

中华民族一洗近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2．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

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3．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从此结束

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

     4．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

     5．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它可以运用国家政权凝聚和调集全国力量，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造福于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

    （二）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主要是：

     1．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200多万政治土匪以及60多万特务分子还有待肃清；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2．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当时中国的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是与许多亚洲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四分之一。

    3．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划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意看到的。它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4．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前进中的问题。毛泽东把当时的情况概括为三句话：“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三）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工作

    1．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在追剿残余敌人、基本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各级各届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继续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先后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其它生产资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两年多时间内就被次第肃清。

    2．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同时，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到1950年3月物价即基本稳定，从而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人民过了几十年的因物价飞涨而带来的痛苦生活，使国家和国营经济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利于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3．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的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针对美国等国封锁、遏制新中国等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新中国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

    中国政府还在美国侵略军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军队经过近三年的艰苦作战以及谈判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4．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风气和旧军队欺压百姓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等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曾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使全党震动，全国人民振奋。随即又在1952年上半年发起“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些举措对于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的历史，经历了以下的发展阶段：

    1．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这七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

    2．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3．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十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4．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至今，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1．从争取经济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3．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从打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

    5．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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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笔记十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方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破烂摊子上，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充分理解历史和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二、重点与难点

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及历史必然性。

2．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3．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三、计划课时：2课时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当时的各个解放区。在这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被废除，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了。

    （二）中共中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分析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过分析。毛泽东指出，把我们社会的经济称作“新资本主义”“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的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刘少奇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并且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其主要途径。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一）开始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步骤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 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两重性质：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大资产阶级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 56％，已属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部分。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明显上升的，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

    3．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年，全国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性认识的深人

以上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过渡性，它是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的。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再次作出深入的论证。他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

第二节  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

    （一）提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35.5％。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这两个比重已经分别达到45.2％和39.5％。发展工业，改变中国作为农业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摆在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严重任务。

    从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二）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世界历史上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最好的选择。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当“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建国初设想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彻底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前，先不急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至于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估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 年或20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3．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提出“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这种认识上的改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运动行将结束、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即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的了。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即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集中地表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工业为例，1949年到 1952年，国营经济从34．2％上升到56％，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34％。这种变化，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这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4．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内外条件

    当时中国之所以要着力进行和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

    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强大，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发展工业，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和工业建设的初步开展，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不仅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在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国营企业也优于私营企业。  

    2．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

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的情况下，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就更加重了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这种依赖性。

    1950年以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3．对个体农业进行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事实上，在土改以后，许多地区的农民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已经在探索组织起来的各种途径，开始有了实行互助合作的实践。这也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三节  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

    （一）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1951年就在着手进行。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计划提要。“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 9月基本确定下来，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计划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没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不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当时进行这样巨额的投资是不可想象的。

    （二）社会主义改造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逐年增加。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到1957年应达到的指标，在1956年底就提前达到了。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一）农业合作化任务的提出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仍然比较大，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也开始了。针对这种情况，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待农民在土改中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冷却，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样，在土改后，互助组很快就在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发展起来。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二）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由此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其基本原则和方针是：

    第一，在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第三，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第四，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第五，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基本完成

在党的上述方针的指引下，农村的互助合作积极、稳步地向前推进。到1954年底，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00多万个发展到近1 000万         
个；初级社从1951年底的300多个增加到1953年的1.4万个，1954年秋为10万个，1954年底猛增到48万个。

    1955年夏季，由于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看法不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8％。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尽管如此，农业合作化在总体上是成功的。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从1953年到1956年，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善。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

    （四）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

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人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地加快了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1955年底，党和国家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而采取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一）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开始推进。

    1．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

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如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2．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形式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它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其形式，在工业中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中有经销、代销、代购代销、公私联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深入到了生产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在企业中已经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这种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四分之一。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二）和平赎买政策的实现

1．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

    2．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按照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核定的资本家所有的资产，总数为24.2亿元人民币。在赎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资本家先后共获得人民币32.5亿元，超过了其原来所有的资产总额。资本家的所得包括：1949年至1955年间的利润13亿元，1955年至1968年的定息11亿元，高薪8.5亿元。

    3．使原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国家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许多人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既有利于发挥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特长，又可以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条件。国家还安排他们进行学习和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帮助他们了解国内外形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许多原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标志。这表明，中国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铺平了道路。

    （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正是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正如党后来指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越过这个阶段的。

思考题

1．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2．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3．为什么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破书一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笔记十二——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复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我国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由于没有经验，主要是模仿苏联。当苏联国内出现问题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以苏为鉴"，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虽然在他的晚年，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失误，又没有深入实地考察、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只能凭借以往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危害。但是他的错误，毕竟是伟大的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我们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同时还要使学生认识到：无论何人、无论何时，都要不迷信权威，不相信教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二、重点与难点

1．认识探索中的严重挫折

2．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取得的积极成果

3．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犯严重错误的原因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1．建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

（1）为了生存与安全不得不与苏联结盟

（2）建国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

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3）党刚刚取得政权没有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2．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于同年10月制定了《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填补了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等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工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成为同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二）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中共八大的召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分析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3．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4．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探索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与此同时，国际上出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1．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2．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科学分析

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宋加以解决。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来纠正官僚主义等问题。

    1．整风运动的形式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

    2．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3．反右派运动的全面展开及扩大化

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摸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2877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损失。而在运动中采取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斗争方式，也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4．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重要影响

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揭开“大跃进”的序幕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同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2．错误地批判反冒进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工作了检讨。这些做法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

    3．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 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大跃进”的发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创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局面。但是，实践的结果证明，由于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实际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高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4．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的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二）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 倾错误的领导人。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重犯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同年3、4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并开始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三）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许多地方因饥荒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加上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人。

（四）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1．“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调整初见成效，但困难依然很大，党内的高级干部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为了统一思想，会议采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来自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余人，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2．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基本完成

从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3．“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

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1．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

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为此作过多次尝试。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2．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他重用过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随后，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对于鼓动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

    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二）全面内乱的形成

1．全国掀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狂潮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过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趁机煽动，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际上，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运动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在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领导岗位。

    2．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

同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3．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估计，“全面夺权”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然而，同年6月到8月，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揪刘(少奇)火线”，聚集上万人围困中南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公安系统)检(检察院系统)法(法院系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此后，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

    4．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

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派工人宣传队进人学校等。经过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历时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13日至 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确凿的事实证明，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5．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1．林彪集团“抢班夺权”阴谋被识破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机会，认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并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把原定的全会议程搁置一边，抢先表态，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坚持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随后，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和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企图左右全会的进程。毛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对陈伯达实行审查。1971年4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铤而走险。他们一面敷衍检讨，一面策划武装政变。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林彪等人获悉后大为恐慌，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领导全党进行的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分裂。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并进行整顿，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2．“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形成

毛泽东承认自己用错了人、听信了谗言，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了责任，但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四）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派性斗争又起，极左思潮再度猖獗。江青等人还利用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之机，达到实现“组阁”的图谋。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随后，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遭到挫败。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五）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

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最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意见，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

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

    3．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受到“四人帮”的蒙蔽，对**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4．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六）“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中国共产党。它能够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一）错误的性质

     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过，“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这样就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干部，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二）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会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

2．党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出现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3．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1．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

2．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

3．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历史一再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中国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尽管经历过严重的曲折，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显著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一）较快的发展速度

    （二）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三）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美国等国不但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而且实行封锁、遏制政策，阻挠中国统一，并让台湾当局长期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民(间)促官(方)，以经(济)促政(治)，并在 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

    （二）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同中国接壤或临近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长期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先是支持越南人民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随后又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

20世纪5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国家积极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1971年10月获得成功。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三）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新中国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了“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同年9月，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

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中苏关系也趋于缓和。这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就有62个。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此后，毛泽东等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步骤，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1．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2．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3．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

4．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5．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

6．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

    7．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

思考题

1．中国共产党人在1956年至1957年的早期探索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理论建树?

2．怎样认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大意义?

3．为什么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