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自考“中国新文化概论”复习论述题和答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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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自考“中国新文化概论”复习论述题和答案汇总
试述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位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答：关中地区及晋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在中国显得十分重要。关中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它的西，北，东三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此地还有泾水，渭水流过，真可谓是沃野千里，山河表里。而且此地南接巴蜀汉中，东连伊洛地区，有富裕的经济后方，有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历史上的许多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如周，秦，汉，唐等朝代，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晋北地区坐落在山西高原之上，山西高原的东西两侧是太行和吕梁山，中间夹着一条宽平的汾河谷地。谷地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南与渭河平原相接，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据说尧舜时期就曾在谷地的偏南地区建立过都城。而晋北地区又与蒙古高原相连接，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人中原地区的要路，再加上太行山脉中的某些断裂处又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就有山西居“天下形势” 之说。

　　总之，正因为关中及晋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不仅使大量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而且又使便利的交通让各地域之间进行相互的文化交流，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说地理通道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答：中国的地理通道，虽然地形多样，山岭众多，但不论多么险峻的地势，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发生过人群交流的。由古地理专家从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致沿渭水，黄河，济水一线，从遥远的古代，就形成了一条联系东西的交通线。与这条东西线相交，还有三条南北方向的交通线，一条在太行山以东不远，北起河北的曲阳，南至河南的新乡，都有仰韶和龙也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存在。

　　另一条在太行山西侧的汾水流域，更西的一条，则在今陕西境内，南起西安，向北穿山越岭，北达榆林，府谷一带。从中原向西南，东北也都有着可能形成交通的便利条件。这些都形成着中国大陆内在的统一性。因此我们说，没有交流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交流的范围及交流者之间差异越大，则对文化的发展就越有利。

　　中国地域的人群融合为什么不同于西亚古国

　　答：因为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城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据说在夏禹的一次朝会上，执玉帛的诸侯有上万之多，商场时这样的诸侯还有三千，到周武王伐纣时，《史记》记载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有专家指出，这些所谓的“诸侯”，实际上都是大大小小的部落族长。那么，如何将这众多的来源不同文化的人群转化为文化整体呢？它和西亚古国的人群融合有什么不同呢？根据历史记裁，在西亚古国，人们经常看到的是族群为争夺沙漠世界的生存地，而进行的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残酷征服。但在中国，战争征服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汇。西亚文明基本上是消亡了，但中国文明却获得了成功。它的文明道路既不同于古埃及，巴比伦，更不同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着它独特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方向。

　　天下一大统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答：天下大一统的观念是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统治者追求统一而逐渐形成的。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到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则已十分清晰。大体从商额开始，王朝就已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赂。周王朝对于那些千里之外的人群，虽不强迫他们服从自己，但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合法地位。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

　　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不在少数，时间也不算短，但追求统一则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为什么和地缘牲相关联

　　答：因为自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就一直存在着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人群是狂狁，之后北狄，秦汉以后裔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等。这些民族除满族外，基本上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高原主人的。在中原政治兴旺时，他们逡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徒或内迁；当中原王朝政治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人主中原，造成中原固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

　　在短暂的迟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哉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虽然这样的反复，已经有许多次，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中原文化在一直带动着各地域文化的同步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为什么说广阔的地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回旋的舞台

　　答：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华文化虽然起源于黄河流城，但是它广大的地域却为它准备了潜在的历史舞台。因为，每当遇到北方边地民族大举南进的时候，中原文化人群都有一个南国作为他们的后方。因此每当北方进人民族融合的时候，南方则进入开发的高潮期。实际在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已经移到南方，接着才是经济中心的南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商潮与北方的剧烈的民族融合同时并举，构成南北不同的历史景观。黄河流城与长江流域，同时充当着这对峙的文化高潮的两大历史舞台。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从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大势。广阔的回旋舞台，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前提条件之一。

　　形成中国区域文化的因素是什么

　　答：形成中国区域文化主要有四个因素：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质量和状态。因为人得向提供物质的自然讨生计，这是自然环境决定地城人群文化样式的第一个层次，越是人类生活的早期，这一层次的内容起的作用越大。

　　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关于地理条件的特殊，可以举古代神仙祟拜浓郁的燕齐地区为例。何以在那里兴起那样一种信仰 这是因为它们的海洋环境。有人认为所谓的神仙之说，可能与东海偶然出现的海市蜃楼有关。关于得天独厚，可以明清晋商鼎盛一时的原因为例。晋商在明代兴起的原因很多，但山西北靠蒙古，南接中州，西连陕西，东邻河北的交通，以及境内丰富的食盐资源，不朗不说是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过，任何一个区域的祖天独题。，都最需要外在条件的，所以这样形成的地城文化，往往会因外在条件的丧失而衰落。

　　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他区城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在这样情况下产生的区域文化最具历史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文化的异彩纷呈。西周分封了许多国家，一开始或许不能完全照顾每个国家在地域上的相对独立，但是随着害秋战目的互相兼并，七国各自的范围，则都是以一定山川条件为依托的。如燕国北据燕山，西靠太行，自立一方；韩居黄河，伊水，洛水，即所谓三河之地；秦占据雍州，楚以古荆州为发达的基地，齐则始终居青州。列国并立，激发出的是竞争意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依据着各自的地利，人和条件，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的以竞强为目标的建设运动。如魏国针对自己的耕地条件“尽地力之教”；泰国大量开垦土地，发展小农，来实现“驱农归战”的目标；齐国则以自己的富裕，广招天下的士人，成为文化中心；赵国则进行军事改制，实行所谓有“胡服骑射”。这个时代，不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问题，而是一方的生存经验成就着一方的强大的问题。没有哪一次成功的变革，不是有效利用了本土条件和本地人的生活经验的。

　　所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开发是深广的，极具区域特色的。典型的体现就是各国思想文化鲜明的地方特色。如三晋之地（韩，赵，魏）多法家人物；齐，鲁多儒学，阴阳之土，南楚则是道家的故乡，而极富地方色彩的楚辞文学，则是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所表现的深深的乡土意识。而没有竞争，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本地意识，也就不会有那样深入的对本土地利，文化资源的开发，当然也就不会有那么烛烂的文化高潮。④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带出特定地域的文化特色。我们知道，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地，而且任何人对此都会有所觉知，乡土意识由此而来。一个地区典范人物的业绩，能持久地感动他的乡亲，中间起重要作用的就是这种乡土意识。以明清以来安徽桐城为例，那是一个以文章出名的县，即使在今天，那个地方中学生作文水平，也普遍不错。原因就在那里出过这方面的著名人物方苞，姚须。所以，这里的文人都以“桐城派”自许。桐城人以文章扬名，方苞，姚鼐等人物的典范作用不可低估。以此类推，在清代南方学术普通兴盛的局面下，浙东一带重史学，那是因为黄宗羲的影响；徽州一带尚经术，那是由于戴震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典范人物是一个地区的“民智资源”。

　　试述唐初南方文化状况的概况

　　答：唐朝初年，南方的文化状况已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状况大不相同。如秦汉时属于“东楚”的丹阳，毗陵，吴郡等荒凉之地，到唐初已经属于“人物本盛，小人资于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厘列肆”和“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的开化之地。岭南二十余郡，已经有南海，交趾等荟萃一方人文，物产的都会。有些地方因为新的文化因素注入而改变习俗，如佛教的大规模传人和道教的发展，都使南方许多地区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有时外在条件的变化，又可以使一个地方的经济及附着在经济之上的文化现象兴衰起落。如唐高祖李渊时，曾联合儒，道反佛，甚至采用强制措施，使 “数盈十万”的“天下僧尼”，都请令匹配，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

　　由此说明地域文化是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的。尤其是初唐时期儒，道，佛的地位谁先谁后之争，虽然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但在争论中却往往产生了意外的学术文化新成果。由于争论涉及一些根本教义和若干理论问题，诸如天命与自然，有神与无神，人世与出批等等，因此就大大促进了我国古代哲学，伦理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唐朝初年南方的文化是在北方文化的影响下繁荣起来的，是多种文化思想不断发展，不断融合，不断创新的综合文化。再加上南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海外文化的输入，使得初唐的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正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地域文化对正统文化有什么样的作用

　　答：我们知道，一种社会文明，总有它正统的精神文化主导着该文明的文化方面。同时，在一个地城广阔的社会里，只不可能没有地域文化的广布。那么，起主导作用的正统文化与地域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 地域文化又对正统文化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逻辑上说，一开始没有所谓正统文化，中原文化当初实际只是一个地域文化；它是经过一定的吸收融摄后，才上升为一种正统文化的。所以，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书楚语，作楚声，”的屈原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根基。而且，正统文化不能离开特定地域人群对它的接受，理解以至发展。如儒学，有鲁国之儒，有齐国之儒，也有三晋，楚地之儒，所重的儒术各有偏向，正是在这地域性的分派的发展中，儒学走向内涵的丰富。

　　另外，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则可以产生文化的典范人物，典范著述，从而推进正统文化，并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代京城，都是八方荟萃之地，不同地域的人们汇聚京师，互相交流，互相观摩，互相影响，各竞优势；在这样的环境里，特别能产生文化的“国手”。他们在为同一的文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影响着本土后人的价值感，荣誊感。这种情况不仅是京城，任何交通便利的都会，城镇都有这样的文化功能。
试述黄河，准河由利变害的原因

　　答：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是中国文化的母亲河。在公元10世纪以前，黄河虽有改道现象，但并不严重，基本上是稳定的，安流的。所以，人们利用黄河水引进农田，使西北地区良田千里，经济发达，尤其是关中地区，成了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但是，从10世纪即唐五代开始，黄河下游迁徒变为常态。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地区森林被大量砍伐，牧场被开垦成耕地，自然植被破坏严重，这样就加重了黄河水土的流失。而大量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的泥沙含量越来越大，以致在下游平原地带形成了地上悬河，使得黄河流域的水灾从总体上看，是呈逐渐加深加重的历史趋势。另外，与黄河的迁徒互为因果的是北方原有的大量湖泊的淤塞以至于消失。

　　从古代有关文献看，华北地区曾有过不少湖泊，如大陆泽，大野泽，荣泽，雷夏泽等，随着北方气候的干旱，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渐趋淤塞，而最终导致它们淤平的是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没有这些湖泊的吞吐作用，黄河的危害更加严重。到了明清以后，黄河夺淮入海，又造成了淮河流域的大灾难；而淮河在此以前，一直是一条河床很深便于航运的“利河”。

　　简述传说时代的文化线索

　　答；在原始文化里。宗教信仰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黄帝时代 的“封掸”“鬼神”，到帝颛顼的“绝地天通”，再到尧舜时代的“敬顺昊天”，线索清晰地展示着宗教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冈此说，五帝时期的历史，实际是宗教中心的形成和发达。它所以能将众多的人群辐凑在一起，是因为这宗教中心涵盖着先进的文化。可以这样说，五帝时代的历史线索，是文化带动着中华民族的最初凝聚。

　　为什么会出现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分封制

　　答：据《逸周书》及《史记》的记载，灭商之时，周武王曾登高眺望商邑，他看到商朝政权虽然灭亡，但众多的殷商遗民还在。如何巩固周家统治 “自夜不寐”的周武王向周公旦提出在商族聚集地区，建立政治宗教中心以稳固政权的措施。实际上，灭商之时周武王就“褒封”了五帝的后人，并以“纵马华山”，“振兵释旅”的仪式，向天下人做出永不以兵戈招待的表示。这虽说是仪式，但一个用武力消灭了敌国的领袖，却做着这样的姿态，其间是有着政治观念转变的。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分封制即肇端于此。

　　简述西周分封制的历史作用

　　答：西周分封制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三点：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人生存的权力。周人并没有把被他们征服的族群全部变成奴隶踩在脚下。在封建各国的同时，周也对商遗民进行了分割，如将“殷民六族”分配给鲁，将“七族”分配给卫，将“顽民”迁移到周等，但成族地分配，只是对强大的商族群体进行拆解，意在消除他们的反抗的力量。殷遗民在周朝社会里，甚至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如可以按他们的习惯去经商等。周对商遗民尚如此，对其他族群，也不至于太差。另外，周人还有意利用婚姻，广泛地与异性贵族建立稳固的亲戚关系。这些措施最大的好处，是为渐渐消除族群间的仇恨乃至文化界限，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因此，分封制的实施，实际完成的是这样一项重大的变革：在一个广大地域上，众多的林立的人群，敉平各自的族姓界限，走向融合。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干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统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

　　旨在维护王室统治的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周期的分封，各诸侯国是有自己的土地：军队，人民的，是实体性的政权存在。王朝要使诸侯有效地捍卫周室，就必须向他们让渡权力，而诸侯要想保证自己的存在，必须捍卫王朝的权益。分封制是一种富于“弹性”的制度，与后代王权专制有重大的差别，那种认为中国自周代就是专制社会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分封制是一个激发历史创造力的制度。在周初异性族群林立的情况下，每一个分封出去的 国家，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辟生存空间。这就必须因地制宜地去寻求自己发展的道路。如在东夷文化区立国的鲁是变俗革礼，地利饶衍的齐国则广开渔盐之利。分封制超出制度本身的意义，是多姿多彩的上古文化局面的开辟。

　　简述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答：周人极端重视农业。但是考察周人的重农，他们不是仅把农耕当做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以某种“政道”含义。周公赋予农耕活动两方面的政治含义：一是继承传统，因为稼穑之事是周家“王业”之所起；二是可以防止贵族像商朝的上层那样腐化。所以，与周公的重农相应，《诗经》的《周颂》，《大雅》，《小雅》中，保存了大量农事典礼的诗篇，体现着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答：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和兼并，目的在于争夺周王室失落的王权。这样就引发了各国在君主主持下的变法，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这是形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原因。二是民力的大发展。各国为强权竞争，有意刺激本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列国林立，加之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大增，为民间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隙，机会和条件。民力发育激发出的思想意识，也是形成“百家争鸣”极其重耍的原因。

　　简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特点。

　　答：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其特点主要在于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于，墨子则像老师。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土，他们的思想基础一般在春秋时业经

　　前辈创立，他们的作为是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张。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辩的论说。另一点更重要，诸子百家与时代的互动和相互选择。各学派都在不断调整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努力适应着社会的要求。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地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简述秦汉时期打击匈奴的不同后果。

　　答：在秦统一中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业已强大，并趁中原内战之际，进占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之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朝军队30万在将军蒙恬率领下北击匈奴，扫清了阴山以内的匈奴势力。秦在黄河以北地区驻扎军队，在河南之地设立郡县，从内地移民三万垦荒守边，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对秦王朝政治构成了致命的伤害。但在汉武奇数十年对匈奴的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即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迫使匈奴向西北边远地区迁徒，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西北地区的威胁。汉朝打击匈奴的结果是打通了西域。而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了中外的文化，这就是汉朝打击匈奴后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

　　简述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

　　答：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秦朝实施郡县制，守旧的读书人因反对这一新制度，遭到了坑杀，但分封的观念依然大有市场。秦末的暴政激起万民的反抗，不少六国贵族的后人试图利用民心恢复旧制，典型的表现就是项羽以“霸王”的身份“封建”天下。就是战胜了项羽的刘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封主义者，他的封异性及“非同姓不王”，都是证明。汉文帝，景帝时期，西汉同姓分封制相对稳定，不少诸侯国经济文化有声有色，如吴国的煮盐冶铸，河间王的致力礼乐，学术，梁国对文学之士的网罗等，但是不久矛盾就爆发了。

　　王朝在分封诸国时，是把等级和礼法放在首位的，封国任何势力和权力方面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对朝廷的冒犯；而诸侯国随着实力的增加也逐渐坐大。双方找不到共存的平衡点，就只有战争。在西周，封建诸侯所以成功，在于当时众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部族的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尚未形成。这都限制着王朝与诸侯必须共存共生。汉代这样的前提已经消失，诸侯国只会片面发展自己而不顾朝廷。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着分封诸侯做法的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简述两汉朝延选取拔官员的文化标准。

　　答：两汉朝廷选官的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即孝于廉吏，是两汉人仕的正途之一。被举的人一般都是州郡的属吏和经学儒士。茂才即秀才，与孝廉同样重要。举人侧重政治才干，人数较孝廉为少。贤良方正文学科，目的是广开言路，每当有天灾时，便多有此科，意在选出能“究天人之际”的读书人，对朝廷有所明示。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在学问。可以这样说，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道德立身。

　　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征辟也是两汉征集贤土为官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中央地方并行。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皇帝的征辟最荣耀，但不经常。公府和州郡的征辟是士人主要的人仕途径。因为两汉风尚是，有名望的公卿，以能罗致天下名土充当自己的幕僚为荣，所以，天下英才俊士，往往以此作为出身捷径。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须经过各种考试，种类有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士弟子课试等。以上内容就是两汉选择官员的文化标准。

　　简述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顺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地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立新朝。

　　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两汉儒学独尊为什么会养成一个士大夫阶层。

　　答：两汉儒学独尊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从这时起，儒学之上得到了提拔和重用。特别是从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多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三公的官，儒学之士更是庞大官僚机构的骨干力量。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人仕的人必须向他们习经术，官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属吏，“故吏”关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依托，如袁绍集团等。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比是社会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第。而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从主观上看，作为王朝官僚阶层主干力量的世家大族，未必有意地要分裂，充其量只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问题出在这个阶层由于获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变得无所作为，精神腐朽。自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已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由于这个阶层高官厚禄可以世袭，带来的多是腐败的后果。这后果主要有两点，一个重要表现是士人的不恤国事，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而奢侈的生活要维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贪污受贿之风大行其道。国家如何不亡。

　　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其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灭亡是必然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南朝自东晋始，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来往，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极盛必衰，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了衰亡的根子。一个表现是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趁机崛起。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就把大量的热情报人到文人的雅事之中；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这些在他们都是风流自赏，向社会自明身份的凭藉。实际上，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这个权力，即使在士族政治失势时也基本没有跌落。因为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向土族看齐。所以，南朝的寒门就是为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士子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弄赋。即使在政治上失势的士族分子，越来越像文丐，但全社会地“尊重文章”却一天也没减色。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施带出来的。

　　简述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答：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在经历着社会经济的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朱大渭在其《六朝史论》中曾这样描述魏晋以后南方的开发情况：宜至两晋，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城的沿岸，以及从荆州南下，通过湘州（今湖南）逾五岭而至广州的交通线上，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游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城，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联线成面。

　　此外，四川的中部与北部，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也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不过，开发最深入，经济水平最高的还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太湖流域，今浙东绍兴，上虞地区等。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在一些城市的门外，还兴起了草市，显示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则成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以上就是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简述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鸣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后期以涅架学为主，代表人物是道生。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

　　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皇帝信佛以梁武帝为最甚。他曾经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用上亿的钱把他赎回。此外如齐代的竞陵王萧子显，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都祟奉佛法。不过，南朝士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谈理”，这实际是延续了玄学清谈的习惯，他们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在接受外来宗教时显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很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北朝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士，或求当世福报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生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到北魏未朝，僧人已经多达两百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大量的人口成为佛教徒，使国家既缺少兵源；又缺少税源，大量的土地也被控制在寺院中，形成寺院经济，直接妨碍了国家利益。

　　简述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答：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主要有三点：（1）尚武精神。唐朝立国以后，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最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入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唐朝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北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到唐朝得到继承。此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但关中（今陕西，甘肃东部）地区最多，数量几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习惯于农田耕作的农民，仅有农隙的短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成为驰骋沙场的能手。只有一种解释，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另外，对马匹的热爱又是初唐时代的普遍时尚。

　　（2）开放的民族政策。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反对异国之人，基本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范皆依联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这是因为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的根本。所以，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朝对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的晁衡和朝鲜的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在，包容之广。更重要的是，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了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

　　（3）崇佛教与重诗文。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
简述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

　　答：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基本上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但这种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则使北宋立国更为艰难。因为唐朝在强盛时，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旦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所以，它必须对历史的结果。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却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严重的局限，如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了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所以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宋朝虽然忌讳武人，但对文臣却是非常信任的。宋代基本延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唐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奉禄优厚，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子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精神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所以，两方面都促成着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的处境。

　　简述两税法的作用。

　　答：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所以，对中国社会投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不相同的国家观念。两税法的核心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未，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全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尽管它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巨大局限，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因此无意阂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的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即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

　　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重要的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富人受惠当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

　　简述唐宋间南方经济的高涨。

　　答：自从安史之乱以底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直到南宋才基本完成，这期间形成了南方经济的高涨，中唐以后，南方的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着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进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此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了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以上这些都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

　　南方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发展，南方人以特有的灵秀（其实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制造着漆器，编织着竹器，纺织着精美的丝织品。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老百姓的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生产的高涨一定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唐宋两代南北经济十分活跃，陆路交通之外，大运河和长江成为全国经济交流的大动脉。由于联系东，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中断，商人们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贸易。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问”，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以上就是唐宋间南方经济高涨的概况。

　　简述唐宋市井文化的兴起。

　　答：唐宋间市井文化的兴起，是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情况的。因为市井文化是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化。如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人“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一种被称之为 “宋杂剧”的戏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经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

　　宋代技艺商品化的突出特点是，从京城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不论帝王，官僚还是士于，商贾，都可以出资启用乐户艺人，随时调出。而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如此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当然新的文艺表现着新兴市井阶层的思想意识，但在说话人的讲古说今中，在戏剧扮演着历史的故事时；民众更接受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生活观念。这不仅沟通着古今，也沟通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所以说，庸宋间兴起的市井文化，对一般民众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国家办学来得还要普及和深入，它们促进着民智的开发。

　　论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和我国近代科技逐渐后于西方的原因。

　　答：我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曾使我国传统科技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它们对世界的贡献主要在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了世界思想文化的交流。火药和指南针，对世的政治，军事，商业，航海业发展有极大作用。曾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主要在于：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制度及社会生产缺乏开拓进取，限制和阻碍了四大发明和许多科技成果助推广，应用和发展，才使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了。

　　简述北宋新党旧党的分歧。

　　答：北宋神宗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在对国家的治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新党想以变法的手段改变王朝 “积贫积弱”的局面；旧党则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变法。一般来说，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但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

　　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简述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

　　答；元朝蒙古贵族的政治观念是简单粗陋的。他们认为，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往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实行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宠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碱的地步。

　　其他的一些法律，如“打勘”法；更使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都叫苦不迭，实际就是“骗财之术”。另外，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还有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等等。不过，元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玉朝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他们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让其为他们大量敛财服务，如他们把掠夺的大量金银借给色目商人，由他们去放高利贷，然后向蒙古人纳息，这就暴露出蒙古人的重商是变相掠夺的本质。
简述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答：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主要是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在作祟，它是罪魁祸首。具体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明朝的情况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关，一货之来，榷者数税”；清朝的情况是“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此外还有上至皇帝下到底层官僚五花八门的巧取豪夺。政治腐败的最大腐败是经济上的以权谋私。在一个重农国家里，商人及其他自由经济的业主要想发展；不打通官吏的关系是不行的。明清两代官员为大贪污犯的如过江之纫，民间的富庶甚至引起皇帝的垂涎。

　　明朝万历皇帝就因贪财而激起南方的民变。他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税监的起义。清朗中期以后官吏的贪污之风比明朝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有一项规定，可以捐纳买官；而康熙乾隆特别是后者的几下江南，把扬州的盐商搞得长期凋敝。由于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加之政府自身的府败，使中国失去了一个与西方竞强的时机，这都是造成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简述明朝士大夫群体的分野及学术活动。

　　答：明朝士大夫群体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外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是信仰陆，王之学的人士。非正统一流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在下层，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的手中。思想的非正统往往是把正统的思想推进一步达到的，典型的如王学左派。而发展到中晚期，异端思想激荡在思想文学各个方面。一般而言，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

　　明朝的学术活动以王阳明的心学员为著名。他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和”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王阳明的学说到李贽那里，就变成以”童心“冲决礼法，再发展到颜山农，何心隐，其处世的狂放简直就被当时目为”快“，”贼“一流了。

　　简述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

　　答：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是：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三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者，清初对知识分子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以文字狱来迫害他们，使他们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中去了。另外，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从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烹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就强调多读书致知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但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辩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

　　试论中国生产经济文化的核心特征

　　答：中国的生产经济文化的基础，是农拼自然经济，除此之外，还有牧业，林业和渔业等，它们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对补充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联系尤为密切。游牧民族迁徒多，定居少，他们没有办法和精力积累更多的固定财富，但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他们在骑马，养马和用马拉车的技术上，有许多领先之处l，他们常年迁徒，还起到沟通不同文化的作用。此外，他们对异地文化的吸收与共享，也造成了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我国发达的农业文化在许多方面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影响的。与农耕自然经济结合发展的经济形式，是官营和民营手工业和伴随农产品的商品化所形成的市场贸易。从中国文化的整体看，不管是上层经典文化或中下层民俗文化，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产物。中国文化的诸多特性其核心特征就是农业文明。

　　试论我国南北方农耕生产的不同格局

　　答：我国南方和北方的自然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水土资困和灌溉条件不尽一致。因此，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各自地区生态条件的生产习惯，创造了南北方农耕生产的不同格局。南方农业是稻作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耕培水稻，整修田埂，水渠，使用水车等。北方农业是麦黍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栽培麦子，黍子，高粱，玉米，谷子，稗子，豆类，以犁耕为主和井，渠浇灌等。

　　试论二十四节气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影响

　　答：二十四节气文化，是我国南北农业区所共同发明的，也；为两地所共同遵守。汉代以后，我国的官时和民时观念，都受到它的控制，统治阶级还把它当做礼制规范，向天下推行。每当重要节气来临，当朝皇帝都要亲自举行农耕示范仪式，表示启动全国的农耕生产。民间传承的二十四节气也深受官方的影响，如甘肃民间的“唱春官”民俗。两千多年来，我国农民按照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生活，促进了农业社会的发展。

　　农业文化事象何以大都与岁时节令有关，试举例简述

　　答：农耕灌溉的季节性很强，需要严格地遵守岁时节律，因此各种农业文化事象大都与岁时节律有关。它们往往通过季节性的农耕仪式活动表现出来，并把此看成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例如，我国南北方各地在春分前后举行的开耕仪式打春牛，这一仪式在二十四节气确定之前就有了。先秦时由天子率公卿到郊外迎春，后来成了官民共同遵守的礼俗。从春种到秋收还有灌溉仪式，禳灾仪式。大灾之年向天抗争而举行驱虫仪式或祈雨仪式以向天要粮。秋季新谷登场后，要举行秋报仪式，迎神赛社，择吉尝新。入冬有冬，藏仪式，感谢天地并祈祷来年丰收。其他以农业为本的文化形态也都对岁时变化十分敏感。

　　试述历代农书提出的农业经营思想与生产知识

　　答：（1）水土利用的统筹规划。提出整地，浇水，种植，施肥，收获和准备再耕一盘棋思想，指出关键在于控制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限度，农业经营不能违反自然规律。（2）调整好农业生产关系。农作物的栽种不能孤立地看待，要协调好劳力，农具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注意如何选择雇工，如何诗人接物，如何处世，如何持家等都是农业管理者应具备的知识。（3）“荒政”思想。全社会都要有居安思危的自觉意识，因为我国传统农业一直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故中央农政国策中应有“备荒，”救荒“部分。《农政全书》提出，官方应吸取民间生物学抗灾法。（4）人力胜天说。强调人的知识能力和奋斗精神，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力足胜天等。认为人的合理作为可以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巧种实于，可以取得人力胜天的成绩

　　试论农政思想的历史地位

　　答：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农政思想其核心是：“政绩”观和“勤农”观。孔子把“足食”放在统治者管理国家策略的首位，这是一种明确酌农政言论。儒家一直把人口兴旺，农业发达当作管理国家的政治纲领。到唐代，经济昌盛，文化开放，我国再度呈现出东方农业大国的恢弘气象。这一时期农政思想更加兴盛。《天元占经》，《四时纂要》是此阶段较重要之文献。宋元明清时农政思想仍占有很大优势。

　　试论我国民族手工业的发展。

　　答：我国民族手工业远在新石器时代已韧具雏形。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已进入高峰期。从传世和出土文物看，青铜器中有各种农具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具。到了汉代，青铜器制造衰退，丝织业获得发屈。汉代以后，西北边疆形成丝绸之路，蚕丝业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制陶业出现亦很早，灰陶与白陶代表了商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在西周宗庙遗址中发现绢纹瓦，战国时代出现了砖，秦时制砖技术成熟，发现了条砖，汉代出现圆像砖。制铁业在春秋时期已较普遍。其他手工行业在汉唐后迅速发展，诸如：制盐，制陶瓷，造纸，制茶。西汉出后从印度等地传人棉花栽种，随之棉纺业出现，明代以后江苏松江形成棉纺中心。晚清时我国棉布畅销欧洲。手工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为向现代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

　　试论我国日常文化的形式及特点

　　答：我国日常文化的形成，早期全民公有制并未彻底打破，只是从原始公有制度成了中央集权下的“国有”，“王有”，“社有”，这使中国人在后来的日常生活中，保留了相当的利他观念和公益精神。这种生活文化还是在民族血缘关系没有解体的情况下演进的，因此家族和宗亲关系一直在社会历史中发挥作用，这使中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富有天道人伦色彩。这种生活文化是在农业生产经济中的奴隶制不发达，生产者有一定人身自由，有一些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情况下产生的，或者说，更多地是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建立的。这也使我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既有创造性，又有依附性；个性与集体性，等级性与秩序性，平等性与民主性的界限不大清楚等。
试论中国长期流传的饮食文化观念

　　答：我国长期流传的饮食观念主要是：（1）民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足食”观，就是让老百姓吃饱。这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国策，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2）节约粮食。勤俭节约是一种传统美德，节约的重要内容是节粮。古诗写盘中之餐“粒粒皆辛苦”，虽然是从来之不易角度讲的，与今日从爱惜自然资源有差别，但仍是强调不要浪费粮食。（3）人格教育。在世界许多民族文化中，家庭教育是从餐桌上开始的。我国则利用饮食培养志向，观察人品，甚至把饮食观与人才观联系起来，这是中国所独有。如把无能者叫“酒囊饭袋”，饱食终日者叫“脑满肠肥”。人要成才应经受“饿其体肤”的锻炼等。儒家历来主张要回避各种享乐的诱惑，提倡节衣缩食。（4）食疗观。中国人很早就懂得饮食与养生之道。我国古代食谱大都强调节制饮食，古人把宴饮的节制当成礼节，视作严肃的社会规范。总之，食疗观是强调进食与人体之间的平衡，生理与文化间的平衡，勿过分。

　　试论中国饮食行为的文化含义

　　答：饮食行为，从本质上说，不是指个人管饮上的选择，是指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基础，指人们在这方面连续重复的群体实践。

　　（1）仪式饮食。许多传统的信仰仪式都有一套程序：供奉食品，唱诵经词等。这种食品祭祀，先秦就有。它除用于祭祀外，还用于军事，政治，外交和人生仪礼，人生红，白事和寿诞等民间延续至今。

　　（2）阶层饮食。饮食受经济条件限制。古代把上层阶级称为“食肉者”，把庶民百姓喻为“食荣者”，这反映了饮食的阶层性。

　　（3）节日饮食。春节的饺子，十五的元宵等是中国人始统节日时品尝的特殊食品。节月食品能体现群体之间的分享，庆祝，纳吉，驱邪等行为，凝聚着多种乎民精神。节日饮食有各种讲究，行为上的讲究是强调合家团聚，并伴随首相应的祭招仪式。观念上的讲究是求吉利，如春节包饺子要多做，要剩下，这叫“留余头”，做菜有鸡有鱼，表示“吉庆有余”等等。

　　（4）民间组织饮食。一种是带有宗教意义的，如办庙会，过善会时的饮食。一种是带有民间习惯法功能的，如解决家庭，村落网的矛盾或商议什么事项等。侗族每年四月初八有本村妇女聚餐的“乌饭节”活动。

　　（5）待客饮食。即以宴会友，这也有一套礼貌做法。

　　（6）馈赠饮食。逢节日，喜庆日或访友会亲往往赠送食品以表达心意。以上饮食行为大都延续至今。

　　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大都以家庭为单位，两三甚至四五代共同进餐。幼年代后期的大食堂制，较大地冲击了传统饮食文化。60年代后又恢复家庭单位饮食传统。80年代后核心家庭增多，两代共餐的现象较为普遍，且倾向于快捷。逢年过节，各家大都回归传统饮食的习惯。

　　试论自然范围内的服饰文化标志

　　答：服饰文化不可能是纯审美装饰性的，它虽然与本民族的自然性格有关，我国自然范围内的服饰文化其标志包括：（1）环境标志。中国服饰与文化的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差异大，服饰的单，夹，皮，棉各有地理与季节气候要求。服饰要随地理，季节气候的变化而更换。（2）性别标志。原始服饰之性别标志是各自遮蔽性器官部位。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服饰附会阴阳五行学说，男为阳，女为阴，故男子 服饰鲜亮，女子服饰相对暗淡。今日之性别标志大部表现在样式，色彩，形体等方面。（3）体型标志。主要根据人的高矮胖瘦制作并设计图案。（4）年龄标志。根据不同年龄设计样式，色彩，制作方法利用料等。这里既有生理原因也有心理原因。

　　试述人文范围内的服饰文化标志

　　答：和自然范围内服饰标志一样，它同样脱离不了本民族传统农业社会所形成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其标志包括：

　　（1）信仰标志。在服饰方面主要反映在图案绘制上，表现神的信仰或图腾信仰，例如天子服饰的龙袍，龙，风，麒麟图案象征尊与贵，天体云霞图案象征吉祥等。女子附属装饰品必含有信仰标志，其蓉花，插花都有镇邪驱祟之意。

　　（2）阶层标志。随着社会等级制的产生和发展，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低，在服饰上就显示出来。在封建社会中，服装色彩有明显的阶层性。黄色为皇家标志，紫色为达官贵人之标志，平民百姓之标志色为灰与蓝。在服装面料上，葛麻与丝绸标志贫与富等等。

　　（3）仪礼标志。我国传统的人生仪礼中，如诞生，成年，婚嫁和丧葬，这四次重大仪礼要进行换装仪式。幼儿生下后着装，挂锁，以示长命无恙。成年男子要“加冠”，成年女子要“加笄”以示成熟。婚礼是建立夫妻关系的仪礼，服饰，装饰喜用红色，红色是血色，以示血亲关系之相传。丧礼表达了中国人的敬祖观念。丧服的种类较复杂，有一套严格的区分亲疏的丧葬等级制度。我国古代之丧服有五种（称五服）。这五种丧服以麻布的粗细和制作的粗细来区分着装者的地位亲疏。

　　（4）政治标志。服饰还敏感地反映着政治制度，古代统治者在建立政权时，大都制定相应的服饰等级制。古代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包括服饰制度的。唐初的“武德令”规定了上至帝王后妃，下至文武百官及其妻女的全部服饰，条款十分详细。至今某些部门的着装仍有相应之规定。

　　（5）职业标志。社会分工促进了职业的发展，职业服饰依从职业的便利并随之复杂化。工，商，宗教等之服装有别。文臣武将，学生士兵服饰之不同早就有所区分。近来服饰的职业标志在某些行业渐趋淡化，如运动服成了休闲服，猎装也成了时装等。

　　（6）审美标志：我国农业社会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审美观念，如古朴美，稚拙美，单纯美，自然美等等。上层审美观与下层审美现有对立成分，也有交叉成分。但服饰不可能是纯审美，纯装饰性的，它脱离不了自然与人文的影响。

　　如何理解行旅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

　　答：交通行旅是随着人类的迁徒，运输和沟通的需要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从徒步到今天的海空运载，经历了漫长岁月。因之可以说一个民族的发达程度，可以用交通的发达程度来衡量。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把家庭看成生命安全的庇护之地，把家庭所在地当成“故土”依恋。一旦离家外出，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团此，我国的交通行旅文化就显示其复杂的内容来：一是民族文明的发展，前进，二是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文化心结。

　　试述中国家庭结构的文化要素

　　答：我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重心的家族体系，姻缘关系服从于血缘关系。家庭成员的地位在血缘关系中寻找，具体可以分为血缘九族制和血亲五服制。孝祭的规定是五服以内是近亲，五服以外是同宗。在中国传统的混合家庭中，孩子不思于夫妻而属于家族。家成员的作用也是由血缘家庭决定的，以男性为中心进行权力的传递和财产的继承。家长的社会地位及权力由长子继承。

　　试述另家庭管理的文化要素

　　答：中国家庭管理的文化要家主要有：字辈谱：这是记亿性的文化链，它表示了家族内部的角色差别和地位等级；绝对地从血缘系统上“论资排辈”。家诣：保存和延续辈分等级的一种文化方式。是维系家庭文化的经典。家风：是由家族共同体世代沿袭，用以规范家族内部行为和秩序的习惯法。人生仪礼：一个家庭成员的诞生，成年，婚配，寿诞和丧葬五个人生阶段的仪礼活动。血缘凝聚力：家族共同体中的宗姓首先是血亲家族的符号，它排斥血亲内部的婚姻，以发展严格的家庭体制，维持家庭的伦理秩序。地缘凝聚力：在农耕社会中，人们定居生活必须以土地为基础，共同的土地资源是家庭分享生命快乐的依据，是养育所有定居家庭的同一条血脉。另外，人们还会以传说中的某一共同祖先为祭相对象，巩固地缘感情，增强本土文化意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甚强，它不依赖于丰厚的物质资源，主要是精神传承来创造家的文化记忆。中国人认同家庭的共同意识，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